這個悖論，為何在浙江失靈？

　　美國政治學學者塞繆爾·亨廷頓曾因兩個理論在政治學界“出圈”，一是“文明沖突論”，二是“亨廷頓悖論”。

　　今天來聊聊后者。

　　簡單來說，“亨廷頓悖論”認為，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社會穩定很難兩全。對發展中國家來說，“不是所有的好事情都會一起到來”。

　　放眼世界，許多國家都曾掉入到政局不穩、社會動蕩的“現代化陷阱”中，有些至今深陷泥淖。

　　不過，令人驚訝的是，這個理論卻在中國失靈。尤其改革開放以來，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，經濟增長勢頭一直很猛，社會大局持續穩定。

　　能這么說，中國底氣何在？我們不妨透過“浙江之窗”，具體來剖析。

圖源：視覺中國

　　一

　　為什么說“亨廷頓悖論”在浙江失靈了？

　　我們直接上數據，以事實說話。

　　從1978年至2021年，浙江全省GDP從124億元增至73500億元，人均GDP由331元提升至113000元。

　　放在世界坐標中看，2020年，浙江GDP以64613億元的體量超過當年全球排名第17位的荷蘭；2021年，浙江GDP已接近韓國的70%，并將其作為下個五年的趕超對象。

　　浙江民營經濟、縣域經濟、數字經濟發達，城鄉差距小，等等，是遠近聞名的。

　　而另一邊，拿社會治理、社會和諧穩定攤開說，浙江也不遜色。

　　在浙江生活的安全感、幸福感很足是公認的。2021年，浙江群眾安全感達99.19%；法治浙江建設群眾滿意度達92.26%。

　　早有“楓橋經驗”、今有新時代“楓橋經驗”，都在全國有分量。

　　二

　　浙江何以能？

　　其實，對于發展和治理的關系，浙江早就有科學認知。

　　這里有個故事。

　　2003年9月，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到奉化、鄞州考察。他對當地干部群眾說，我們處于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這樣一個“門檻”，很多別的地方沒有遇到的問題，浙江往往最早遇到。我們既面臨“成長的煩惱”，同時也要解決“先天不足”的問題，“必須建立健全一整套良好的和諧社會運行機制”。

　　也是這一年，習近平同志在全面深入調研基礎上，創造性提出了“八八戰略”。

　　“八八戰略”提出，浙江既要發揮體制機制、區位、塊狀特色產業等優勢，大力發展經濟，又要加強法治建設、機關效能建設等。

　　這一重大決策部署，觀照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，成為浙江省域治理的總方略。

　　以此為遵循，浙江以“敢為天下先”的精神推進“騰籠換鳥、鳳凰涅槃”，統籌城鄉發展，念好“山海經”，還以“平安浙江”護航發展穩定，以“法治浙江”探索經濟先發地區法治先行的發展道路……

　　就如何平衡高效能治理與高質量發展兩者關系，浙江一直在探索、深挖。

　　比如，浙江講求的發展，是持續促進均衡的發展。

　　近年來，浙江瞄準縮小區域、城鄉、收入這“三大差距”，出臺助力山區26縣高質量發展的具體舉措等，破解發展不平衡可能帶來的問題。

　　過去五年，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縮小到1.94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度超過98%。

　　再比如，浙江講求的治理，是努力提升溫度的治理。

　　立足社會需求，浙江推進數字化改革，尤其瞄準基層難點和痛點，精細化治理中彰顯人文關懷。

　　像數字化改革成果之一的“志愿浙江”，一個應用歸集1800多萬志愿者數據。想要幫助別人一鍵可查、“觸手可及”，助力志愿服務蔚然成風。

圖源：視覺中國

　　三

　　“亨廷頓悖論”的內在邏輯是，經濟發展會帶來社會變化，這對政府而言，就帶來更大的治理難度。這些挑戰往往是政府難以適應的。

　　縱觀拉美、北非等地區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確在現代化進程中遭遇了社會動蕩；率先實現現代化的英國，在現代化進程中也曾充滿矛盾與不穩定。

　　秩序為何失范？就在于執政黨和政府的失效失能。

　　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世界發展的大趨勢，是不可逆的進程。不過，問題不在于現代化，而在于這個過程中選擇了什么樣的政黨、走了什么樣的道路。

　　中國打破“亨廷頓悖論”，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闖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。

　　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共同富裕，成果屬于全體人民。中國妥善處理改革、發展與穩定三者的關系，為現代化提供了“中國方案”。

　　而對浙江而言，肩上扛著“紅色根脈”“重要窗口”“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”的使命擔當，破解“亨氏悖論”也有了更深厚的定力和底氣。